《中庸》，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孔汲所着。孔汲（前483-前402）字子思，是曾子（曾参）的学生，孟子的老师，也是战国初期一位着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。他不仅继承了其祖父孔子的思想，而且通过授业把这种思想传给了孟子，从而形成了儒家的“思孟学派”，是儒家学说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。

关于《中庸》，在宋代以前，只是《礼记》中的一部分。到宋代被儒家学者程颐从《礼记》中抽出来，单独成书，并被列为“四书”之一。程颐还在卷首第一章专门做了解释，谓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；中者，天下之正道；庸者，天下之定理”，把《中庸》称之为“其味无穷”的“实学”（见卷首.纲领）。

千百年来，《中庸》作为儒家思想支柱之一，也确实对国人的思想思维、价值观念乃至风俗人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，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定式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因此，学习和研究《中庸》的思想精粹，感悟《中庸》的文化魅力并有选择地运用到当今社会生活中去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。本文不吝浅薄，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一点个人的感悟。

一、精妙入微的理学之道

所谓理学，一般都认为从宋代程、朱（熹）开始有此称谓，其实，就理学的“理”字而言，包括它的本义、析义，早在春秋战国时便已有之。譬如“理”字，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理，治玉也，”即对玉的雕凿，从而发现玉的纹理，再经过条分缕析使之成器，故称“理为剖析也”，此说即出自春秋战国时的“郑人”。又韩非子说：“理者，成物之文也”，“万物各异理而道尽”（见《韩非子：解老》）。到了程朱之时，则把“理学”侧重用之于封建伦理纲常的构建，反而淡化了人们对“理”的深层次解读。

《中庸》可谓是程朱理学的先导。在《中庸》看来，“中”就是“道”，“中道”就是“正道”，而“庸”就是“用”，“用”就是“有德”。“故大德者必受命”（十七章：知天）。《中庸》的理学，从“天命性道”开始，开篇便说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，又说：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，非道也。”（一章）这里所说的“天命”，并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“上天注定的命运”，而是指先天自然的禀性。这个自然的禀性又是什么样的呢？《三字经》说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其实说的并不透彻，应该是“人之初，本无善”，因为所谓的“善”和“恶”都是一种强加的观念。从更深层次来看，天地无私，秉自然之气而运行日月，婴儿无知，顺生命之需而发育成长，何来善恶之分？所以，“君子之道，费而隐”（十二章：知物），就是说，《中庸》所指的“道”是广大无涯而本体又是精微奥妙的，这一观点与《老子》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观点不谋而合。十二章中又说：“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”这是说，一般的男女虽然愚昧，但仍可明白浅显的道理，而真正精微入妙的道理即便是“圣人”也有所不知，从而阐明了理无穷尽的道理。

“理”虽无穷尽，但人生活在社会中，仍要“循理而笃行”，也就是说要遵循一定的规范、规则行事，这就需要找到一个立足点或平衡点，由此便引出了另一个话题——“道贵中和”。《中庸》中说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（一章）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人的感情（包括观点）未表露的时候，其内心是平静的，不偏不倚的，这就是“中”的境界。而一旦表露出来，就必然受到“节”的检验，这个“节”指的就是自然常理和各种规范法度。“节”的基本要求或者最高境界就是“中和”即“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”。（六章：审问）

《中庸》中说的“致中和”虽然讲的是人的“喜怒哀乐”，其实也可以引申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例如工匠施工，必以“中直”为度，养生修炼，必以“守中”为要，《礼记》中言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，这个“公”就是“正”，“正”就是“中”，以“中”为本，就能“致中和”。

二、启迪心智的处世之道

《红楼梦》中有一句名言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，就是说人在社会中生活，必然要应对方方面面的关系，处理方方面面的矛盾。举例来说吧，过于狂暴的人，容易引来杀身之祸，而过于懦弱的人又往往容易受人欺负；心机过于慎密的人，难以得到朋友的信任，而过于“愚忠”、“仗义”的人又往往容易被人欺骗；清高孤傲之人，不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，而一味溜须拍马的人，则往往遭到社会的鄙视。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万象，我们学习《中庸》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帮助。

在“正心”和“修身”这两个方面，《中庸》提出了忠、恕、诚等一系列观点。在第十三章（笃行）中说：“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已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”这句话是从《论语》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援引过来的，意思比较浅显，就是说凡是自己都不喜欢，不愿做的事就不要强加给别人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往往有一些人是“己所不欲，要施于人。”如自己不愿做的事，推给别人去做，自己不吃的变质食品卖给别人食用等等。这些人自以为聪明，其实已经背离了做为人的道德底线。

忠恕之道，本是人性所固有，所以叫“道不远人”。忠恕的“恕”字，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为“仁也”，并引用孔子言：“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矣。”又引孟子言：“疆（强）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”（《说文解字注》504页）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忠怒就是一种爱心和宽容，能隐人之恶，容人之过，扬人之善，这就是“中和之道”。

“诚”字，在《中庸》之中是十分重视和推崇的观念。“诚”这个字（或者说这种观念）在中国很早就有了。殷商之前广为传播的《易经·中孚》辞曰：“柔在内而刚得中”，解曰：“上能以诚信，下必信行。”故诚与信同义。到了春秋时，曾子作《大学》说诚意，子思作《中庸》更把“诚”提升到哲学的高度，如二十五章中说：“诚者，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”。这是说，“诚”是自己成全自己，也可理解为自然之性，而“道”则靠自悟而自己引导自己。这种自然的、纯真的“诚”贯穿着万事万物的终始，没有这个“诚”就没有万物。接着在二十六章中又说：“故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博厚，所以载物也；高明，所以覆物也；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。”这段话，有点难理解，翻译成白话就是：至诚的道理是永不停止的（无息），永不停止就可以长久，长久流传就会有效验（征），有效验就会悠久无穷，久之则广博深厚，广博精厚就能达到高妙精明。广博是承载万物的，高明是覆盖万物的，悠久则生长万物。广博深厚象地的品德，高妙精明是天的性质，悠久无穷就象天地一样无边无际。这样一讲，就把“诚”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。虽然如此，“诚”仍然要归于“人道”，即“为人之道”，或者说“处世之道”。

现实生活中，对“诚”的运用，既可用于交友之道，也可用于求学之道，更应运用于经商之道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忠诚、诚信、诚实、诚恳，乃是为人处世的立身之本。

三、齐家治国的经略之道

儒家思想理论的主体，是讲论理纲常的，《中庸》也不例外。纵观《中庸》，全文可分为“知人”、“知物”、“知天”、“知性”、“正心”、“修身”、“审问”、“明道”、“笃行”、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诚意”、“博学”等，其源盖出于曾子的“三纲八目”。其实，概而论之，都是讲“人道”，而修好人道，正是持家之本，立国之基。

对于持家之道，《中庸》中云：“君子之道，辟如行远，必称迩；辟如登高，必自卑。”并引用《诗经》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；兄弟既翕，和乐且耽；宜尔室家，乐尔妻孥。”（十五章·齐家）就是说君子修心求道，必从近而行远，由“卑”（低）而登高。持家之道，能够做到妻子和好，就如琴瑟之和谐，兄弟和睦，必定亲情深远，妻子儿孙都带来欢乐，且家道殷足，自然人心思治，这是人伦之常理。高深的道理就隐藏在平常之中。

齐家治国，以“孝”为先。《中庸》第十七章中以舜帝为例，称其“大孝”，所以“德以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”（十七章）关于孝道，儒家有专门的《孝经》传世，本文不再展开叙述。

治国之道，以“德”为基。主要指人的思想行为品质。《中庸》为治理天下的国君制定了九条准则，即修身、尊贤、亲爱自己的族人，敬重大臣，体贴部下，爱护百姓，善待百工，优抚异族，安抚诸侯，并要求做到“齐明盛服，非礼不动”，“去谗远色，贱货而贵德”，“尊其位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”，“官盛任使”、“忠信重禄”，“时使薄敛”，“日省月试”（二十章，治国），意思就是清心寡欲，注重仪表，摒除谗言，远离美色，轻财重德，重视人才，轻徭薄赋，如此，则国无不治。

为政之要，重在人才。“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”（二十章，治国）。这里所指的“仁”，其实包含了人伦关系的诸多方面，归其要是“仁者爱人”。孟子说：“仁也者，人也。合而言之，道也。”重视人才，也需德才兼备，《中庸》中说：“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”这是说，君子不能不修养品德。要修养品德，不能不侍奉亲人，侍奉亲人，不能不知人之品性，知人性，更需明白“天道”。又说：“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”明白这三点，就知道如何去治理国家了。

施政之人，力戒贪欲。贪腐淫奢，本是亡国之根源，多数的人不是不明白，然而在欲望的驱使下，不少的“聪明人”总是以身试法，从此走向不归路，这样的事例真是太多太多了。《中庸》中说：“驱而纳诸罟擭陷井之中，而莫之辟也。”指的就是这种知法犯法、胆大妄为的人。《中庸》讲齐家治国之道还有很多，限于篇幅，不再展开。

四、《中庸》之道与道家理论、道教教义思想的关系

《中庸》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经典，这点毋庸置疑。我们知道，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，对儒家学说是有所批判的，最让人熟悉的是在《道德经》第十八章：“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；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，有忠臣”，老子对孔子提倡的仁义、忠孝持批判的态度。从儒、道两家的思想理论体系来看，道家侧重天地自然，儒家侧重社会人伦，道家主张“无为而治”，儒家则注重“教化之功”，这看上去有点格格不入。大概这也就是古人之所以区分儒家与道家的关键所在吧。但是，如果不带偏见，深入研究，人们就会发现，儒、道两家的学说，并非绝对地排斥，更不是尖锐地对立，而是相互融合，可以互补的。它们之间的关系，在主体思想（或主要宗旨）方面，基本上是相同相通或者是一致的。不妨试举几例：

先说《老子》对孔子的“批判”。老子说的“大道废”，首先批判的是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世风日下，道德不彰的现实，而这种现实并非孔子或老子本人能造成的，在这种现实下的“有仁义”其实是一种无奈。从这点上说，老子并没有“批判”孔子的观点，更没有否定“仁义”、“忠孝”的本身。“智慧”的运用，一方面带来社会的昌明，另一方面也伴随了人心的奸巧虚伪，老子只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“白描”。至于“六亲不和”、“国家昏乱”都是那时的“世风日下”造成的，老子并没有否定“孝子”、“忠臣”的价值与美德。

再说说道教教义思想对“中”的阐释与运用。《太平经》是道教早期的重要经典，其经云：“太阴、太阳、中和三气共为理，更相感动，人为枢机，故当深知之。”这里，已经是从哲学的高度来阐释“中”了。道教经典《洞玄灵宝中和经》亦云：“道以中和为德，以不和相克。”又云：“天地不和，阴阳错谬，灾及万民。室家不和，忿忿相加，以致祸殃。”这就把中和之道与天、地、人三者的自然和谐联系到一起，既有人伦的教化，更有深层次的哲理。唐代一有高道，人称“老宗（老子）魁首”，他作《老子注》说：“极下虑之滞有，举之令不有也。不有不空，合于中道也”，这一观点与《中庸》中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”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道教历来推崇“中道”，强调“守中”。这与《中庸》的“忠恕”“致中和”等思想不谋而合。

道教对“中”的运用，几乎涵盖了时间、空间、人体的各个方面。比如道教把“中古”、“中宥”表示时间；以“中斗”、“中罗”表示空间；以“中田”、“中窍”表示人体，在自身修炼方面，更以“守中”为其枢机，强调“不静不躁，处于中和，人道之基也。”《道德会元》也说：“夫此灵光者，不内不外，不前不后，不上不下，亭亭当中，此谓之中道”。由此可见，道家理论和道教的教义思想与《中庸》所阐述的理论，是吻合相通的。《中庸》和“中道”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粹，至今仍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。